所有与语言相关的事物（例如文学和演讲）基本上都可以进行翻译，包括小说、电影、诗歌、演讲等等。但是不同的领域，翻译的困难度也不同。例如，诗歌几乎是不可能准确翻译的，因为诗歌的形式、音韵等，都是组成其含义的一份子。
很多非文学类文本的翻译工作，包括软件手册和其他商业及专业文本，注重的是意义的传达，以能通顺传意为主要要求。在全球化的潮流下，不但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，同时企业的经营也越来越以全球观点出发，这也带动了国际化与本地化产业的兴起。
如果说非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一项可以学习的技能的话，那么翻译文学作品甚至诗歌，往往可以说是一门艺术，需要一些天赋。文学翻译出于美学的考量，在翻译时不能仅注重字对字、词对词的翻译，更不能忽略了文化间的不同点，否则经常会导致译文在语意、美感、风格上的流失。总之，一个优秀的翻译人员必须在准确性和可读性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。
除了出版业以及本地化相关产业外，很多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，也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。例如官方语言有两种的加拿大政府，所有的政府文件都必须翻译为英语和法语；另外像拥有很多官方语言的欧盟，更是必须雇用大量的翻译人员。
对于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的学科，一般称为翻译研究。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。《礼记》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。《周礼》中的“象胥”，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。
《礼记·王制》提到“五方之民，言语不通”,为了"达其志，通其欲",各方都有专人,而"北方曰译"。后来，佛经译者在“译”字前加“翻”,成为“翻译”一词，一直流传到今天。
在中国，佛经的翻译自后汉至宋代，历一千二三百年，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，在世界上是空前的。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，也以佛家为最有系统，最深刻。晋代道安(314～385)主张质，即直译。他提出了"五失本"，意思是，在用汉文翻译佛经时，有五种情况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。他又提出了“三不易”，意思是，三种不容易做到的情况。苻秦的鸠摩罗什(344～413)则主张除“得大意”外，还须考虑到“文体”。他说：“天竺国俗,甚重文制,其宫商体韵，以入为善。凡觐国王，必有赞德；见佛之仪，以歌叹为贵，经中偈颂，皆其式也。但改梵为秦，失其藻蔚，虽得大意，殊隔文体，有似嚼饭与人，非徒失味，乃令呕哕也。”（《高僧传》卷二《鸠摩罗什传》）隋代彦琮(557～610)最推崇道安的理论,他主张直译,提出“八备”和“十条”。“八备”指翻译者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；“十条”指他对译文体例、格式的十种规定。到了唐代，玄奘(602～664)是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的人，文质并重，但似以质为主。他没有留下专门阐述翻译理论的文章。《翻译名义集》中记载了他的“五种不翻”的学说，指出有五种词语只能译音。北宋赞宁总结了前人的经验,提出翻译佛经的"六例",详细探讨了翻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。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："翻也者,如翻锦绮,背面俱花,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。"这个生动的比喻,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（如翻锦绮）,它将（语言的）形式加以改变（左右不同）,而内容不变(背面俱花)。 翻译的具体形式很多，有口译、笔译、机器翻译等，从翻译的物质形态来说，它表现为各类符号系统的选择组合，具体可分为四类：
（1）有声语言符号，即自然语言的口头语言，其表现形式为电话通讯、内外谈判和接待外宾等；
（2）无声语言符号，包括了文字符号和图象符号，其表现形式为谈判决议、社交书信、电文、通讯及各种文学作品等印刷品；
（3）有声非语言符号，即传播过程中所谓的有声而不分音节的"类语言"符号，其常见方式为：说话时的特殊重读、语调变化、笑声和掌声，这类符号无具体的音节可分，语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其信息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得以传播的，比如笑声可能是负载着正信息，也可能负载着负信息，又如掌声可以传播欢迎、赞成、高兴等信息，也可以是传递一种礼貌的否定等。
（4）无声非语言符号，即各种人体语言符号，表现为人的动作、表情和服饰等无声伴随语言符号，这类符号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性，比如人的有些动作，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所表示的语义信息完全不同，不仅如此，它还能强化有声语言的传播效果，如在交谈时，如果伴有适当的人体语言，会明显增强口头语言的表达效果。
这四大类符号既可以表达翻译的原码，也可以表达翻译出的译码，它们即可以单独作为原码或译码的物质载体，也可以由两种、三种、四种共同组成译码或原码的载体。 |
